陈贻焮│杜甫秦州行止探（下）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3年第2期，总第6期。
陈贻焮（1924—2000），北京大学教授
到底老杜在东柯住过没有呢?在作出判断以前，我们似乎仍有必要先谈谈老杜在这里遇见的他的族侄杜佐，就象在前面先谈赞公和尚一样。
杜佐是何许人也?钱注：“《世系表》：佐出襄阳杜氏，殿中侍御史暐之子。”仇注：“《旧唐书》：杜佐终大理正。”正史上有关他的记载仅此而已。老杜的《示侄佐》说：
多病秋风落，君来慰眼前。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
题下原注：“佐草堂在东柯谷。” 《晋书·嵇康传》载嵇康与阮籍、阮咸(阮籍侄，字仲容)、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为竹林之游，世称“竹林七贤”。诗中用此典故，以阮籍自喻，以阮咸喻杜佐，说正当秋风多病之际，你来到我身边我心里感到很安慰。自从听到你述说居住在东柯谷草堂的乐趣，我就只想随你高卧竹林了。满谷云生，篱边瀑溅，这环境真美！在我家诸子侄中，我早就觉得只有你最贤了。他又有《佐还山后寄三首》，其一说：“山晚黄云合，归时恐路迷。涧寒人欲到，林黑鸟应栖。野客茅茨小，田家树木低。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这诗追述老杜送走杜佐后当天的心情。老杜在诗里对杜佐说：山晚云合，你还山后我一直在担心，怕你迷路。你草堂旁边不是“侵篱涧水悬”么?入夜涧寒，当你走到了那寒涧时，就快到家了。日落林黑，鸟儿也该归巢了。野客的茅房很小，田家的树木很低，你早就熟悉我这叔叔生性疏懒，还得依仗你相携归隐于山野田家呢！其二说：
白露黄梁熟，分张素有期。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
这诗望杜佐寄米。施鸿保说：“‘分张’犹分送。注引《北史》、《高僧传》及钟会檄、王右军帖等，作分别解，亦皆不合，盖第借用字面也。”私意以为仍作分别解为是。王献之《乞假帖》：“犹复欲与中表少叙分张之怀。” (见《宝晋斋法帖》)此较旧注所引诸例含义尤为明显。自魏晋至唐，此系习用词汇，若借作“分饷”解(此解始于《杜臆》)，则两义岐异过大，终嫌牵强。他们之所以强为引申，主要是认为不如此就不易讲通第二句。其实这也不难，只须将“素”字解释成预(《楚语》“夫谋必素”注“素犹豫也”。豫同预，预先)就行了：白露节已过，黄粱(一种谷子)熟了，临别时你预先期许送粟米给我(可不见送来)。可能是你特意教人把米舂得很细，耽误点功夫，所以寄出就不觉稍稍迟了一些。新粟米饭的味道可跟金菊不一样(菊虽可餐却饱不了肚)，它香喷喷的最宜配上烹绿葵这样的菜。我老人家平时(即“他日”之意)就挺爱吃粟米饭，想着想着那松软的精米粟饭仿佛正在匙子里滑动了。只不过是催人送米，却说得这么委婉，写得这么美，尾联意最易露喉急相，这里却反见高致，极有分寸，极有身分。蒋弱六说：“只如白话，韵言化境。”确乎如此，并非溢美。其三说：
几道泉浇圃，交横落幔(一作幔落)坡。葳蕤秋叶少，隐映野云多。隔沼连香芰，通林带女萝。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薤的鳞茎和嫩叶可以吃，也叫藠头。这诗是向杜佐要藠头。《杜臆》：“浇圃之泉，即前章侵篱之水也。”仇注：“旧说谓泉水交横而落坡，其坡上青翠如幔。汪瑗、顾宸皆云：‘泉浇圃’‘幔落坡’，乃平对之词。设幔于坡，以防鸟雀，是为瓜果而设者，交横乃坡上幔影，此另一说。” 《读杜心得》：“《后汉书注》：落，藩也。《字书》：落与笼络之络同。 《庄子》落马首是也。观此，知诗盖言以幔络坡，如今人编箔以防鸡鹜之类，注俱未合。”恐未合的倒是后二说。谁见过山野人家有以布为幔为篱以防鸟雀鸡鹜的?即使在唐代恐亦无此理。故仍以旧说为是。但须说明的是，坡上当指菜地，故时虽深秋，菜蔬犹得青翠如幔，若指树木，则快黄落了。“葳蕤”有二解：一作盛貌，一作衰貌。用前解，则颔联当如仇注所释：“流泉注坡，藉以灌蔬，故莱叶映云而增绿。”用后解亦可，则须将颔联看成上下句意有因果关系的流水对：正由于秋叶黄落，所剩稀少，山村空旷，才能见到周遭多为野云隐映之景。(《示侄佐》说：“满谷山气起”，若山村夏木葱茏，则此景所见有限了。) “‘连香芰’‘带女萝’，俱谓山泉。”(《杜臆》)此解得之。薤有赤、白二种，白者滋补而味美。这诗写田园野景极其别致，最后引出索经露白薤意。索了黄粱又索薤，所以说“重惠”，即再次惠赠的意思。
我们在欣赏了这几首诗以后，对杜佐和他的东柯草堂，对老杜同这位族侄的关系，便获得颇为生动的印象。这杜佐隐居山村，老杜虽然把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可是他并没有一点狂放不羁、昧于世事的名士气。恰恰相反，他倒很善于经营。他将草堂盖在东柯谷的涧水边，涧水飞溅篱边，平漆了境地的清幽。又引涧水浇田灌圃，种出的黄粱，自奉之余，犹能馈赠亲友；瓜菜秋荣，满坡青翠，池沼水面，也利用来繁植菱芰，而其中尤以经霜白薤最为甘美。杜佐既是老杜旧识的族人，当非本地土著，显系因宦游或避乱而流寓此间。如今杜佐居然能在这穷乡僻野创出这样一份家业(当然我们不会认为这全凭他“躬耕”挣来的)，过起小庄园主的生活来，这对萍梗飘零、苦无生计的老杜来说，自会有很大的诱惑力和启发性，致使他产生“须汝故相携”而归隐的念头。当时老杜在东柯谷西边的西枝村求田问舍：“寻置草堂地”，“茅屋买兼土，斯焉心所求”，乃至以后在成都浣花溪和夔州东屯、瀼西置屋营田，种植稻、麻、果、药等作物，喂养鸡、鸭、鹅等家禽，但求自给自足，至少也不无小补。很难说这是老杜在有意仿效杜佐，但杜佐的经验却无疑会在无形中给老杜以希望和信心。要是真的“不求闻达于诸侯”，对于象老杜这样的士大夫来说，这倒不失为一条行之可通的“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道路。由此可见，老杜之所以如此称道杜佐之贤，而于其东柯草堂更是津津乐道，不胜神往，其中自有他的一种考虑、一个打算和一点理想在，非止是寻常的应酬、恭维话。
即使这样，根据《示侄佐》：“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佐还山后寄》其一；“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其二：“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其三：“甚闻露薤白，重惠意如何”诸句揣摩，老杜至少到写作这几首诗时为止却从没有去过杜佐草堂所在地的东柯谷，而诗中所描写的景物，不管是那侵篱的涧水、满谷的云气、矮小的茅屋、青翠的菜畦、带女萝的林子，还是那黄粱、香芰、露薤，莫不是根据杜佐的详细描述而加以想象的；只不过诗人对那个地方、那种生活不胜向往，经过艺术构思，将它表现出来，就象亲临其境似的。
那末，到底杜佐从东柯谷来到哪里看望老仕，老杜又在哪里送杜佐还山呢?王嗣奭说那地方可能是老杜暂时寓居的栗亭，“公秦州诗末章云‘鹪鹩在一枝’者，元在东柯。此诗公自注：‘佐草堂在东柯谷。’则知公作此诗时已徙他所，但相去不过一日之程，观后诗‘人(欲)到’、‘鸟应栖’可见。‘山云’、‘涧水’一联，正‘茅屋趣’所闻于其侄者，故想与之同为竹林之眠，如嗣宗之于仲容也。二阮盖把臂入林者。公此时似寓栗亭而佐居东柯。”
答案是不对的，但具体的论述有对有不对。且缕析之如下：
王嗣奭据《秦州杂诗》其二十“鹪鹩在一枝”句臆断老杜“元(住)在东柯”，似巧而实误。“鹪鹩”句典出《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在王嗣奭看来，老杜藉此以譬喻他的归隐东柯，最适当不过，可见他“元在东柯”。(说他“元在西枝”当然更巧更当，不过《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其一已表明那次未曾寻到：“卜居意未展”，只得退而求其次，“柯”者枝也，就坐实是“东柯”。)但此说很难成立：一，二人既已同住东柯，老杜何以未遇杜佐，未去其草堂，而其“茅屋趣”须待老杜“已徙他所”才得“闻于其侄”呢? (要是在东柯谷那样的小地方同时住着象老杜叔侄这样的人物，他们互相不会不知道。)浦起龙显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说什么“公寓东柯，侄佐先在，当是附近而别居者”。既然在附近，老杜又是那么向往杜佐的草堂，为什么净听他把那儿吹得天花乱坠，不亲自去看看呢?二，老杜这年十二月初一离同谷，取路栗亭赴成都，作《木皮岭》说：“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可见栗亭离秦州比同谷离秦州还远。按《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同谷)二百六十里。前已交代，东柯山在秦州南六十里。东柯距栗亭当不下二百多里。姑不论老杜是否寓居栗亭(详后)，即便如此，栗亭与东柯也决不可能如王嗣奭所说“相去不过一日之程”。前后自相矛盾如此，足见其说不足信。当然，王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如东柯草堂与老杜寓所“相去不过一日之程， 观后诗‘人(欲)到’‘鸟应栖’可见”，又如“‘山云’‘涧水’一联，正‘茅屋趣’所闻于其侄者”，都阐发正确，符合实情。
照我看，老杜写这几首诗时既不住在栗亭，也不住在东柯附近，而仍然是住在秦州城里。为了说明问题，当我们既已见到了杜佐，了解到老杜很赞许杜佐和他的东柯草堂，自己也动了归隐之心，可是直到写诗时为止，他却从未去过杜佐的东柯草堂等等情况，现在又须回到《秦州杂诗》来，对那几首涉及东柯的作品作一番考察。先看其十五：
“未暇泛沧海，悠悠兵马间。塞门风落木，客舍雨连山。阮籍行多兴，庞公隐不还。东柯遂疏懒，休镊鬓毛斑。”
仇兆鳌说：“在秦而羡东柯也。上四客居之况，下四避地之思。阮籍、庞公，借以自方。无心出仕。故鬓斑不须镊矣。”这解释是有根据的。“塞门”“客舍”，非秦州城中老杜所寓客舍而何?前已述及老杜闲居无事常到城内城外四处游逛，去西枝村那次真的是“披榛”“扪萝”，行迹颇近阮籍。“泛沧海”用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意思，谓浪迹江海，泛指归隐。首二句是叹惜自己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来能隐居，只是没完没了地到处流浪。据此可知“庞公隐不还”是羡庞德公的能归隐鹿门山，非谓自己象庞德公一样已经归隐。左思《白发赋》：“星星白发，生于鬓垂。将拔将镊，好爵是縻。”用镊子拔掉鬓脚白发，好弄个美差使当当。如今“阮兴已穷，庞隐可法，欲隐此不复出仕矣” (王嗣奭语)。既然不再想出来做官，就任两鬓斑白好了，还用镊子拔它干什么。这里以阮籍自方，又说“东柯遂疏懒”。若对照《示侄佐》之以嗣宗(阮籍)自方，以仲容(阮咸)方佐，以“竹林”方东柯草堂，又在《佐还山后寄》其一中说“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而归隐，可见两者的想法基本上是相同的，那末，若从而揣度《秦州杂诗》其十五可能即与赠杜佐诸诗作于同时前后不久，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老杜的想归隐东柯，无疑与杜佐的已隐于彼处，以及他对东柯谷环境、土宜的大力宣传有关。其十三说：“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这“数十家”中有杜佐这家在，称道东柯谷的人中也当有杜佐这人在。老杜欲卜居东柯之意更明显地表露在其十六这首诗中：
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野人矜险绝，水竹会平分。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
仇兆鳌、杨伦都认为这诗是表示欲卜居东柯；但何以见出此意，则未加阐发。也有认为这诗是刚迁居东柯时所作。王嗣奭说：“‘东柯好崖谷’，始到而称其佳，后不复他适，有‘鹪鹩一枝’语，则已寓此，而绝不及其侄佐；后有送佐还东柯诗，注谓先卜筑东柯，非也。今《成县志》有杜甫故居，当即东柯，云止住月余。半水半竹，故云‘平分’。注谬。”浦起龙说：“其十六，才是在东柯写景言情之作。‘野人’，自谓。‘矜险绝’，谓可不与世通。结言此意非儿辈所知。言下有装聋做哑，由他背后啧啧之慨。”王嗣奭对老杜赠杜佐诗时两人当时的住处不甚了了，前已指出。老杜确曾寓居同谷(今成县)月余，《成县志》所载不误。王嗣奭将同谷故居当作东柯所居则大谬。浦起龙以为“野人”系老杜自谓，可商榷。但二人认为作此诗时老杜已在东柯，却不能轻易否定。欲往和已住东柯二说孰是孰非，仍须进一步探索。我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应从“野人”一联入手。蔡梦弼说：“(此联)谓谷中之人以竹筒引水也。”笺“水竹平分”为“以竹筒引水”，欠理。朱鹤龄说：“言野人久占水竹之居，欲与之平分其胜。”仇兆鳌说：“野人勿矜险绝，水竹会须平分，羡其可避世也。”都能串通大意，但以为“野人”系指一般山野之人，亦不甚惬。在我看来，这“野人”非泛指山野之人，亦非自谓，心目中乃实指杜佐。此联大意是说，象杜佐这般山野逸人可别再夸东柯谷的险阻绝尘了，不久我就要来跟他们平分那里的水竹之胜呢！“会”，犹《望岳》“会当凌绝顶”的“会”，表示有可能实现。可见他写作这首诗还并未迁家东柯。或问：可以称杜佐这样的人为“野人”么?我看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实际上他在《佐还山后》其一中就曾称佐为“野客”(起码包括杜佐在内，这里决不是作者自谓)了。“野客”不就是“野人”么?我曾在拙著《杜甫两游何园诗说》 (载《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中论证老杜《重过何氏》其一“真作野人居”的“野人”是指何将军而言，因为这位何将军太迷恋“野趣”“幽事”，只想过羲皇上人那样淳朴的理想生活，而羲皇上人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也就是传说中上古帝王无怀氏，葛天氏那时候的人民，其实是一些没开化的“野人”，但在陶渊明、杜甫、何将军这些向往太古淳朴之风的人看来，他们无疑是最高尚，他们的生活也是最理想的了，所以“野人”在这里是褒辞而非贬辞。既然称何将军为“野人”在前，为什么不可以称杜佐(包括他的同村人)为“野人”或“野客”在后呢?或问：既然是指杜佐，为什么不照《示侄佐》的样，用“嗣宗诸子侄”或“仲容”这样的字眼加以点明?要知道，那是赠答诗，不妨这样点明双方的关系，而《秦州杂诗》则是一组大型的纪事抒情诗，吟咏的题材范围颇广泛，如果突然在其十六这首诗蹦出个杜佐来，将诗写成“仲容(或阿咸)矜险绝，水竹会平分”，不仅会教人摸不着头脑，也显得不伦不类。因为这首诗的主旨是写欲卜居东柯以避世，谓与野人偕隐、同赏即可，不必具体点明偕隐者果系何人。写赠答诗可以惠连或阿戎称弟、以仲容或阿咸称侄，如作命意较超脱的写景抒怀诗，以老夫，野客一类笼统字样称之即可，这不止是化俗为雅之法，也合乎事理。其十五“庞公隐不还”是明用庞德公的典故示己之决心归隐。这首中的“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乍看不是用典，但老杜这时想的还是因这庞德公而勾起来的心事：庞德公携妻子(妻室子女)登鹿门采药不返，我如今带着妻室子女流落此间，同样靠采药度日(其二十“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我也决计要归隐东柯以终老；此意非小儿女们所能理解，暂时且别让他们知道，要是他们听说从此将住在那高山深谷不再出来，肯定会难受的。既已定计卜居，又不禁为小儿女着想，老杜这时的心情是复杂而痛苦的，他真不忍心将这些天真烂漫、憧憬美好未来的小儿女也带上避世的道路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诗当作于他尚在暗自定计卜居之时，非在既已卜居以后。既然这首明显地提到东柯的诗尚不能象一些旧注那样定为是卜居东柯后所作，那末其十七、十八那两首毫未涉及东柯的诗就更难说是写“东柯寓中雨景”或“亦在东柯作”(浦起龙语)了。其十七我认为是写秦州城内寓中雨景，前已论述。其十八说：
地僻秋将尽，山高客未归。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
虞晓勇《秦州杂诗》其十八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千诗碑
仇注：“十八章，客秦而忧吐蕃也。上四记边秋苦景，下四言边警可危。吐蕃外甥之国，何得迕犯天威，盖反言以见和亲之无益。客未归，乃自叹流离。”甚是。秦州城是关塞要冲，才能常有感于边警而赋此(老杜寓秦州城中所作多有此叹，可参看)，如已卜居东柯，就少有檄传、烽警之事来触目惊心了。且“山高客未归”亦足证此诗决非作于东柯。老杜一再宣称将归隐不复出：“送老白云边”(其十四)，“庞公隐不还”(其十五)，“采药吾将者”(其十六)，若已如愿已偿，何得复兴归欤之叹?此句实是自叹客居边城以关山阻隔而不得归乡，犹其二“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意，而浦起龙为了曲成其说却强辩说：“旧解泛云秦州忧吐蕃，则前言西事详矣，此不为赘附矣?按‘东柯’曰‘好崖谷’，曰‘矜险绝’，故知此云‘地僻’‘山高’，定指谷中。”这组诗中言西事者此首前有十首后有一首，皆不为赘附，何独此首为然?与中原通都大邑相对而言，难道这个边城就不能用“地僻”来形容它?其七说这里是“莽莽万重山，孤城石谷间”，难道非东柯不足以言“山高”？
我们周旋于老杜与其旧识赞公、族侄杜佐之间，来往于城厢，东柯，西枝等处，总算将从来就不甚了然的老杜在秦州的行止大致理出个头绪来：
一，他从乾元二年(七五九)七月自华州携家来此，直至九月始终寓居城中，闲居无事，多往城内城外远近各处游览。二，在此重逢族侄杜佐，杜佐草堂在城南六十里的东柯谷，闻知彼处甚佳，决计卜居东柯，但到九月中仍未去过一次。十月即携眷赴同谷，时间仓卒，或曾往东柯探侄，当是只身，不会带家小同往。欲卜居，则须买地置屋，虽心极向往，又有杜佐就近代求，但短时期内要想在此“深藏数十家”的山村找到个合适的去处也非易事。杜佐居彼境况颇佳，如卜居之事未妥，老杜当不会举家投奔赖以终老。三，又在此重逢旧识赞上人，曾邀赞上人往东柯谷西枝村寻置草堂地不得。此事似在谋居东柯谷未成之后。西枝村虽在东柯谷附近，恐距杜佐草堂所在地稍远，所以西枝之行毫不涉及杜佐。《秦州杂诗》中对卜居东柯兴趣极大，想后来出现了问题，就另作他图，往西枝求田间舍去了。四，往西枝村寻置草堂地不得，后又拟卜居西谷，似亦未果。可能当时同谷县宰寄书相招：“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积草岭》)，他便打消了在东柯、西枝、西谷等处卜居的念头，携家往同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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